《启蒙时代》是自2003年小说《桃之夭夭》后王安忆最新一部长篇小说。在这部小说中,王安忆用20多万字的笔墨、以精细而锐利的手术刀,解剖和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底两年间,南昌、陈卓然、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成长。在这部小说中,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,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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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王安忆,当代作家。原籍福建省同安县,1954年生于南京, 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,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现为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 《雨,沙沙沙》、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小城之恋》、《荒 山之恋》、《锦绣谷之恋》、《神圣祭坛》、《叔叔的故事》、 《六九届初中生》、《黄河故道人》、《流水十三章》、《米尼 》、《纪实与虚构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富萍》、《遍地枭雄》等 数百万字的小说,以及散文、论文等作品。
  1966年,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了,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,又无法被安排工作,此外1966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央意识到,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,以免情况失去控制。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》的文章,其中引用了毛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……”的指示,自1969年开始,许多年轻人因此自愿下乡去农村,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由此展开。政府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配到农村去。
  十年文革期间,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。“伤痕文学”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,它主要描述了知青、知识分子,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。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“伤痕文学”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《人民文学》1977年第11期的《班主任》。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“文革”对“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”的“扭曲”所造成的“精神的内伤”,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“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”的时代呼声,与当年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,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,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。
  红宝书在广义上指所有的毛泽东著作,狭义上则特指《毛主席语录》、“三合一”等袖珍、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,其中尤其特指《毛主席语录》。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“小红宝书”的《毛主席语录》。这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、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,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。从1964年问世到1979年中宣部通知停止发行,短短的15年内,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10.55亿多册,如果加上“文革”初期“造反”组织和许多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,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!
  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叫“思想者”,可事情开始得颇不顺利,几次开头都进行不下去。显然这个题目太过严肃,压力过大。而且也太抽象,而小说是具体的,于是无从着手。然后,我说服自己放弃这题目,将企图放低、单纯和简化,于是,题目就变为“初恋”。说来也奇怪,自此事情就顺利起来。在这一个平常的名义下,人和事都松弛下来,自如地活动。而我渐渐又欣喜地发现,其实一切还是在向我的初衷发展,这些青年在他们幼稚的面容底下,逐渐浮现出思想的表情。大约写到中途,“启蒙时代”这个名字跃然而出,其时,大局已定。所以,题目指示着彼岸,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,需要有一个引渡,经过曲折的道路,它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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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时代,在自己的时代里,最不济的还有青春。青春是个永恒的主题。它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。王安忆的《启蒙时代》,像王蒙的《青春万岁》、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一样,为我们展现了革命年代里的青春和思考。在那个变幻的时代。王安忆没有多写社会的动荡与人生的变故。只以淡雅秀丽、理性绵密的文字,描绘那些青年人的生活与精神成长路,一如罗曼·罗兰笔下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,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这是一本令人感动的美丽小说。就算隔着40多年的历史,书里暗香浮动的青春气息,也毫无阻隔地袭来。
  《启蒙时代》用散淡的、零零碎碎的笔墨,书写了一群上海“老三届”身体和心灵的成长。小说表现出很明显的思辨性。小兔子、南昌、陈卓然、小老大、阿明、嘉宝、丁宜男、舒拉,这些生在特殊年代、经历了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少男少女,他们无时不在思索着革命、理想、人生等重大问题。他们狂热地迷恋马列主义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,青春的激情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喷发。但他们又是孤独、苦闷的,在现实中找不准自己前进的方向。他们急需诉说,急于找到答案,于是在青春单纯的底色上,他们用自身的体悟,在心路历程上划出了一条条思辨的轨迹。王安忆把这些并不成熟的思想碎片努力拼接起来,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“老三届”精神地图。